2月21日周五的晚上，收到了一位久未不竭的一又友的微信，是转发蒋超良被查的官宣音讯。

这位一又友是前交通银行中层，上一次不竭，也曾是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在《第一财经日报》担任编委摊派财经新闻，他在交行公关部门任职。有天早上，他打回电话，说严重抗议。本来是一财一篇报说念中说起“四大行”要是何何，交行要是何何。他说，应该并称“五大行”要是何何。

“四大行”是早已有之的叫法，“五大行”的说法也不为无据，自后又有了“六大行”的说法。那么，这些说法都是怎样出现的，该以谁为准呢？

这件事，跟前交行董事长蒋超良还颇有联系。本文不触及这次蒋超良被查事由，仅转头其任职交行时间的一些旧事。

蒋超良与交行“升咖”

中国的银行，除了行动中央银行的中国东说念主民银行以外，分为政策性银行与交易银行。前者如国开行（后升级为设备性金融）、收支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后者一般分如下几类：国有（大型）交易银行，（天下性）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外资（法东说念主）银行，民营银行，村镇银行，农信社等。

这些说法更多是沿袭成习，比如浦发银行既是国有控股又是交易银行，但一般不会被称为国有交易银行；而好多大行和城商行改制后亦然股份制了，但都不会被归于股份制银行之属。

其中，国有（大型）交易银行，最早特指工、农、中、建四家，“四大行”由此而来；自后，交行也加入此行列，于是有了“五大行”之称。再自后，邮储银行完成交易化转型和股改上市，加入国有（大型）交易银行之列，“六大行”出炉并延用于今。

交行踏进大行之列，有一个历程。交通银行成立于1908年，来源是为了赎回京汉铁路等实业而成立的，属于官商合办，总部最早在北京，后随景况变化先后迁上海、重庆。还有一个分支，迁到了台湾，自后整兼并入兆丰银行。

刻下的交行实质是1987年重新组建而成，那时是行动股份制银行的试点，以区别于工农中建这四家国有独资银行。其总部在上海，亦与“四大行”有别。那时候，交行乐于强调其股份制银行的身份，显得更为商场化。

当徐徐有了招行、浦发、民生、中信等股份制银行后，交行的地位变得有些好意思妙。其钞票规模恰平允于“四大行”和其他股份制银行之间，跟险阻都隔着一段距离；其政事地位亦然。

2003年银监会成立，分设监管一二三四部，一部管国有大行，二部管股份制银行。交行那时归口二部，仍属股份制银行。

2004年，蒋超良以湖北省副省长调任交行董事长，肩负起交行改制上市之责。交行的上市，亦是为“四大行”上市试点铺路。那时，决议层成立了国有大行校正想路，但对“四大行”平直上市几许有些费心。

从蒋超良的行政级别来看，此时交行已是副部级，跟“四大行”一样；但蒋在湖北副省长之前是央行行长助理，而“四大行”一霸手多由央行副行长出任，其间仍有好意思妙分辨。何况“四大行”董事长一般都是候补中委，而蒋超良那时不是。

伴跟着蒋超良到交行，2004年下半年，交行通盘这个词体系启动了“行政化升级”。过去交通银行昆明分行来源更名为交通银行云南分行，并阐述云南分行行长为正厅级，与“四大行”省分行行长级别不异。

银行的分行设立，“四大行”都是按行政区域设省分行的——中行偶有例外，比如山东的省分行曾万古刻设在青岛。股份制银行更多是依据经济区域来布局，其分行定名多采用城市称呼，尤其是省会城市定名的分行，时常承担着省分行的职责。交行从分行层面行政化升级，进一步向国有大行看都。

2006年，交行从银监会监管二部调至监管一部，其地位亦随之变为国有（大型）交易银行。自此，交行“升咖”凯旋，“五大行”的说法运行流传。不错说，蒋超良是交行踏进“五大行”的关节东说念主物。

这次监管类别调遣有其深意。那时，国有交易银行改制上市进度凯旋，外资银行纷繁参股中国的交易银行，乃至成为一些股权较为散布的银行的第二大鞭策。如汇丰行动交行的战投，一度抓股19.9%，使得财政部马上通过国有股权划拨等样子增抓交行，拉大与汇丰的股比差距。浦发也有访佛情形。

从更为宏不雅的布景来看，跟着银行校正的深化，那时国有股权在通盘这个词银行体系中的比重是抓续下落的。增抓交行，将之归为国有大行，意在保管国资对通盘这个词银行体系的戒指力。在外资法东说念主银行开闸之后，这个任务变得更为紧迫了。

自蒋超良运行，交行率领东说念主也干涉了金融层面率领东说念主的瓜代序列。这是中国金融行业的一个常规：央行副行长出任国有大行董事长，国有大行董事长出任那时的银证险“三会”主席，国有大行董事长、行长彼此换岗······

比如蒋超良自后从交行董事长转任国开行行长、农行董事长；时任交行行长展开国到建行当行长；时任工行副行长牛锡明调任交行行长。2012年，时任交行董事长胡怀邦成为候补中委；次年，胡怀邦调任国开行董事长。这种瓜代不错视为对交行在国有大行体系内地位的一种阐述。

交行曾是国有大行股改上市的“探路前锋”

“升咖”的背后，是交行在国有交易银行股改上市中所起到的“覆按田”作用。

2006年，我曾行动《财经》杂志上海站老成东说念主，两次与共事专访时任交行董事长蒋超良。

那时，交行在不到两年间完成财务重组、政策引资、赴港上市一系列要紧破损，成为国有大行股改上市的“探路前锋”。

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有银行一度靠近严峻形势，甚而有“工夫性收歇”之忧。为了化解危险，政府采用一系列要紧校正措施。2004年6月，交行在国有银行中率先实施财务重组，通过增资扩股、汇聚处罚不良钞票等样子优化老本结构。交行的财务重组模式（如引入社保基金入股、刊行次级债等）成为其他国有银行校正的参考模板。

2004年8月，交行与汇丰银行签署政策相助条约，成为首家引入境外政策投资者的国有大行。汇丰以17.47亿好意思元购入交行19.9%股权，创下那时外资对中资银行单笔投资记载。

2005年6月，交行率先登陆香港联交所，成为首家在境外上市的内地交易银行。业界多半觉得，交行的凯旋增强了决议层对全面奉行国有银行校正的信心。其刊行订价、投资者疏通、公司治理等告诫为后续中行、建行等国有大行上市提供了紧迫鉴戒。

2006年6月9日，在上海交银大厦，蒋超良收受咱们的专访，陈说交行凯旋赴港上市一年来的想考与死力。

彼时的蒋超良飒爽伟貌，至心之言。他说，上市路演时曾被问到，既是党委文书又是董事会主席，是否“变装多元化”，有无冲突？“我的回话是莫得冲突。咱们党委会代表大鞭策利益，向董事会冷落建议。”

蒋超良说，在国有控股企业中成立党委，是中国公司治理必须承认的一个实验。“咱们绸缪的公司治理架构中，鞭策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档不断层、党委会打成一派。”他同期强调，党委会的运作与领路作用，必须在法律框架内，不成凌驾于法律之上，也包括不成顽抗公司规定；党委会不搅扰计划、也不参与计划。

他觉得，公司治理中党委领路作用有海外前例，如新加坡国有控股公司，包括淡马锡在内，其在朝党东说念主民活动党设有不竭机构。

咱们的报说念《交行破茧中》发表后，我与上海腹地金融高层东说念主士疏通时，对方主动说起蒋超良的专访，说对于中国式治理结构那部分令其印象真切。

那时，业界与学界对这个问题存在一些争议。金融圈高层其实更流行“喝红酒，讲英语”，对海外上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些模范奉为法子，对中国特色的刚烈还处于探索阶段。蒋超良的坚定态度与了了阐发，照实引东说念主防卫。

2006年9月，交行再一次成为国有交易银行校正中的亮点，我也因此再度与《财经》杂志共事全部专访蒋超良。

此前，交行行长展开国调任建行行长，蒋超良死力于主见，新行长由交行里面彩选产生。

这次交行彩选行长并未设候选东说念主；凡部门操纵、分行行长以上司别者均有被保举阅历，只原则性列有几个条款，包括年岁、学识水平、不断告诫、说念德操守等，提名范围甚而不限于交行里面。交行里面遂戏称之为“海选”。

8月上旬，交行30多个分行行长与数十位部门操纵都聚上海交银大厦，共约80东说念主参加了这次保举。保举样子为无记名投票，一东说念主一票。

那时，国有大行的东说念主事变动多由行政力量主导，因此，交行此番“选秀”从一运行便备受闪耀。对此，蒋超良反复强调，行动H股上市公司，交行通盘的样貌要稳妥法律。“有鉴于此，交行按公司治理的一般旨趣行事，由董事会选聘行长。”

彩选终了后，蒋超良称其坐窝与汇金、社保、汇丰等鞭策进行了疏通。抽象多方倡导后，细目了李军行动候选东说念主，提交董事会评估。李军临了凯旋当选，成为国有大行中有数的通过里面“海选”产生的行长。这一作念法，无疑值得在国有银行发展史上记上一笔。

借着了解新行长的契机，我向交行里面多位中高层侧面了解蒋超良本东说念主的性格特性与责任派头。敬业与强势是高频的评价，“无意性情很大”，“品评起东说念主来很严厉”······与业界流传的“雕悍”一线之隔。问及本东说念主，他并未否定，而是强调都是为了责任。

从履历看，他过去行动中国东说念主民银行派往广东的“救火队长”，主导处理广东海外信赖投资公司收歇案；到交行老成为国有银行股改上市探路，所靠近的均为复杂形势，其强势派头计算亦然被委以重负的原因之一。

离开交行之后的蒋超良一度宦途顺畅，屡获升迁，但在湖北省委文书任上际遇新冠疫情。疫情的发展朝上通盘东说念主展望开yun体育网，也中断了其飞腾势头。